
這幅照片說的是1957年12月20日,我校第一批教職工被光榮批準去上海郊區虹橋鄉虹星農業生產合作社下鄉勞動的故事,共有50人🙍🏼♂️,其中講師1人、助教35人、教輔員、職員14人。黨委委員沈劍涵任支農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馮宗菽、鮑景旦任副隊長🍉🧢。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照片上的人早已全部退休,不少也已謝世。然而🏦,當年好好的書放著不教,為何非要到農村去與農民兄弟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呢?
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一面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熱潮,一面也經歷著接連不斷的運動:思想改造🤱🏻、肅反🖐、整風🤸🏼♂️🥅、反右派等。在這種特定的(擴大化的)政治大背景下,與工農相結合,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既是黨中央的要求🛃,也是知識分子最好的選擇🥙。經過了一年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我校當時鳴放了11739條意見)和反右派鬥爭,知識分子感到要真正成為工農可靠的團結力量👩🏫,就得紛紛上山(區)下鄉(村)去建設新農村,參加勞動,接受鍛煉和改造。1957年12月5日,在學校的發動下🙆🏻♂️⚄,我校要求下鄉參加勞動的教職工報名人數達到516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12人📁、講師43人☄️👩🏽、教員5人、助教160、職員105人🫂、教輔員41人、學徒45人👨🦼、工人76。
鑒於教職員工要求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熱情空前高漲,黨委決定分期分批開展這項工作。自第一批50人下鄉後,第二批34人又於1958年1月10日被批準下鄉。“一定要好好幹,做一個誠實的勞動者,不做勞動戰線上的逃兵,遇到困難時,要像保爾·柯察金那樣堅強⇨,決不退縮”。這等決心🎠,表達了當時大多數年輕知識分子的豪邁氣概。
除此之外,對在校大學生也經常組織集體義務勞動。如1957年12月7日📼,全校2000多名學生浩浩蕩蕩開拔到附近梅隴、朱行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去支農,以實際行動紀念“12·9”運動22周年。
至1959年底🦐,數批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教職員工全部返校,歷時兩年🦣。
註:根據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號召🤷🏿,1963年開始,全國又有數百萬知識分子和幹部下工廠、下農村參加勞動🍬,並進行“四清”(分小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工作🟠。此項運動前後持續了4年,直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